摘掉语文头上的高帽子—-谈21世纪语文教学的思想解放

摘掉语文头上的高帽子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-21世纪语文教学的思想解放


邱宇强


 


邓小平同志提出的“无论黑猫白猫,捉住耗子就是好猫”的“猫论”,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,曾一度把中国人民禁锢的思想解放出来;1992年,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又提到:不要计较姓资姓社,把经济搞上去,人民生活改善了,才是最根本的。又一次使全国人民放开了手脚,从而促进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。但同时,在这一片解放思想、放开手脚大干的场面中,语文教育却默无声息的固守着原来的“思想禁区”。


看,我们给这一些文章下的定论:《项链》是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;《麦琪的礼物》是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悲惨生活的同情;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》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下“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”的友爱精神……,试问,难道只有资产阶级有虚荣心,追求享乐的思想吗?社会主义制度下,就没有平民的艰辛生活吗?在这个都倡导国际间互相援助的时代,难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有“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”的友爱精神吗?难道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文明与友爱,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有一丝的愚昧与丑恶吗?在经济领域大肆盛行“猫论”,不计较姓资姓社的今天,语文教学为什么还闭着眼睛强调姓资姓社,偏要顶着一座座高帽子呢?


在我们大夸中华民族胸襟博大的时候,我们又是用多么狭隘的标准来评判一篇篇文章呀!在我们大喊要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的今天,又有谁以一种人文的精神来关照我们的语文教育呢?


皆知科学无国界,自然也该知道科学没有姓资姓社之分。文章中反映不同的价值观、人生观,有积极、消极之分,有不同阶级思想的反映,但这一切都应该是根据作品实事求是分析出来的,而不是乱扣高帽子。


习惯往语文头上扣高帽子,产生于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“教化”情节。推动它的是中国语文教育中自古而来的两股思潮:“文以载‘道’”思潮和“文‘道’合一”思潮(“道”之所以加引号,是因所谓“道”不过是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思想)。不能否定语文教育中有“道”的“教化”,但是多年来,人们都把它推到了一个极端。


这种“高帽子”思维定势,使语文教育,出现了一套“假崇高”的“公共思维”模式,箝制师生丰富多元的思维方式、说话方式,压抑精神自由,禁绝个性语言、多元解读,用假崇高的观点去看待“高尚”、“先进”、“文明”等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,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现实生活。


 


首先,语文教育头上的高帽子表现为“乱扣”。


有一位老师讲授台湾作家李乐薇的《我的空中楼阁》。这位老师讲得很有意境,赏析的也恰到好处。学生在教师极富有情感的循循善诱之下,沉浸在宁谧、优美的情境中。可就在这时,老师突然问到:“《我的空中楼阁》寄寓了作者对‘独立、安静的’生活的向往,表现了她热爱大自然的情怀,同时也反映了她怎样的狭隘思想?”同学们一愣,这么美的情怀,怎么当中还有狭隘思想?教室里寂静半天之后,老师以深沉的语调郑重地说:“同学们,作者想在山中寻找自己的小天地,这也反映了作者消极避世的狭隘思想,这种思想,也是台湾作家普遍存在的弊病。大家可别受她思想的影响,只注重自己的小家,青年人吗,应该以火热的热情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”。下面同学听后一脸的茫然、木然。“原来这么美的梦想是消极避世呀!可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美梦呀?难道…”


其实,人有谁又不向往回归自然,拥抱自然,有自己一片“独立、安静的”地方呢?不想,老师竟扣了一个消极避世的大帽子,为什么?稍一看,明白了:因为作家是台湾作家,他们可都是落后的!要不然,这位老师怎么把台湾作家都蒙上了一层“阴影”呢?《我的空中楼阁》如果出自大陆作家之手,也许会另当别论。


而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,直接影响到学生不敢讲真话,不敢说自我真实的体验,甚至有时说假话、说套话,把自己的个性遮盖起来。由于这位老师的教育,像《我的空中楼阁》这样清新自然的文章自然在学生的笔下也不见了!


 


其次,语文教育头上的高帽子表现为无原则的提倡“崇高”。


譬如,我们总喜欢耳提面命地引导十几岁的学生“要写有意义的事情”,“说崇高的话”、“写敬仰的人”,就连高考作文也出过《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》这样的题目,其本质都体现为一点:要崇高。作文要求中不就有一点“要求内容健康”,而所谓“健康”,就是要写正面,必须写精神追求;不能写物质追求,不能写消极的,不能写阴暗面等等。两厢颠倒了,就成了“不健康”的了。


可我们深思一下,几岁、十几岁的中小学生写作、说话,更多是凭他们的感性来写的,寻求伟大,刻画崇高,离他们很遥远,并且文章也应以生活化、平民化为基调,表现朴实和率真的情感,以十几岁孩子所能有的精神体验为基本限度,不可拔高。而凭空拔“高”的强迫要求,最后只会导致孩子空喊口号,说套话,文章变得“假、大、空”。


 


语文头上的高帽子也表现为无根据的“升华”。


一位老师在讲授巴金的《灯》时,在课即将结束前,提了一个问题:“《灯》最后一段:‘在这人间,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、想着,不觉对山那边笑了。’‘山那边’指的是哪?”学生一阵骚动。


“‘山那边’暗指革命圣地延安,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。作者看到的灯光,就是毛主席桌子上的灯。”老师“意味深长”地说。经过这样一分析,文章立意好像是上了一个台阶,但仔细一想,不禁觉得荒唐。巴金当时住在桂林,却一眼望到了延安,望到了毛主席桌子的灯!巴金先生曾明确做过说明:“‘灯’、‘灯光’是泛指光明,向往光明的意思,结尾处的‘山那边’就是文章开头的‘在右边,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’”。理解一部作品,是不应该脱离作品本身,不能搞穿凿附会,假想一套。分析作品要从作品出发,实事求是。


正是由于语文教学长期以来的这种“高帽子”情节,使学生习惯地说着套话,什么“批判了、揭露了,歌颂了、赞美了”,而没有自己的人生体验,没有哪怕是稍许独到的阐释,没有自我的解读。


让学生赏析闻一多的诗歌《也许 ——葬歌》下面选项中有“表现父亲为死去的女儿衷心祈祷,希望她能地下安息”和“通过对女儿的哀悼,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社会‘咒骂的人声’强烈的不满,希望人民过上一种安宁平静生活的愿望”这两项,那么几乎将会有100%的学生选择后者。而实际上正确答案是前者。这时学生会马上反驳说:“闻一多这么伟大的民主战士,写诗怎能单单是为哀悼女儿呢?”闻一多在这种“高帽子”思想“照耀”下,被神化了!


可见,在这种“高帽子”专制下,学生的思维方式已经固定化了,自己独到的见解,早已被既定思维套路取代了,扣“高帽子”成了一种“潜意识”。


语文教育中可以渗透德育教育,但不是这种生搬硬套,喊口号式的。不然就适得其反,苏霍姆林斯基说:“关于一个人,一种行为,一种现象,一种事,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,任何时候也不要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,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,阿谀奉承的人,甚至卑鄙的人。”这句话正道出了现在我们语文教育的恶果。


 


语文教育头上的高帽子,压的学生在听说读写的时候,必须绞尽脑汁把每一种意思,往理想、爱国、崇高、积极方面升华、拔高,惟独不敢说想说的话,心里的话。总之,不敢忠实于自己的精神,这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悖逆,是对个性和精神自由的桎梏。


中国的语文教育什么时候解放到摘掉头上的高帽子的时候,语文教育才算是真正的语文教育,培养出来的才是“得道”的人才。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本文发表于《青年教师导报》2000年第四期)